按一般的理解，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是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的重要措施，但为何没有放在法治部分呢？笔者的理解是，很多改革措施往往是在实践推动下倒逼产生的，实践出需求，而原有的管辖体系受路径依赖的限制，并不容易做出大的调整，以响应这种需求。法院有自己的一套体系，虽然近年来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越来越多，但真要打破现有管辖体系，诞生出知识产权法院这样的全新事物，还有很大难度。
比如，现有的四级二审制的法院设置，高度依赖行政区划，有的地方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权还下沉到了基层法院，但在全国行政区划中，知识产权案件数量高度不均衡，北京、上海、广东、江苏等知识产权案件受案量巨大，西藏、青海、兰州等明显不足。如果不打破行政区划，设立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，缺乏较强的司法保护，知识产权的运用和转化机制就不能真正有效地建立起来。
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，“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能单就经济总量大小而定，一个民族是否强盛也不能单凭人口规模、领土幅员多寡而定。近代史上，我国落后挨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后”，就当前来说，“老路走不通，新路在哪里？就在科技创新上，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、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。”“双创”的深层次原因，也就在这里。
由这种强大的创新实践出发，必然倒逼传统的知识产权审批模式的“升级”。回想7年前，中国台湾地区成立了知识产权法院，因为积极审理和解决知识产权纠纷，在内部和外部都有良好效果。去年底北京、广州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相继成立，可看成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和司法体制改革的一座里程碑。
创新实践催生改革，改革通过法治手段真正落实，这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特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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